读书的故事

英才中学  银建基

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，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对书的嗜好有时甚于口腹。宋代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就曾公然声明他的藏书“饥读之以当肉，寒读之以当裘，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，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与他志趣相同的有一个近代的叫章钰的人，据此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四当斋”。看来，视书如命的还真大有人在！

我不够知识分子的格，充其量只是个识字分子。但我一生也算嗜书。个中的原因，恐怕还是因为穷。穷则思变，能让人“变”的又非书莫属。

年青时，月薪3400大分，赡养着我父亲的妈、我的妈、我孩子的妈，另加本不该来到我这个穷汉的家，却又偏偏来到我这个穷汉家的一双儿女。人均月生活费5·666不尽元，别说用这些钱去“买书”，就连糊嘴都是个问题。好在那时的粮食价格贱，又限量供应，想给老人小孩多买点儿食物让他们吃饱根本做不到，所以，这3400大分也就能买回一月的米面来了。可是，“遮羞的衣，保命的食”， 仅有了保命的食还不行，衣服总不能不穿吧，好在我孩子妈是独女，老泰山又是光棍一人，我这个男子汉就厚着脸皮接受着他的周济。老人家一年到头在田里“学大寨”挣下的工分，可抵她娘儿仨的大部分的粮款，我只需再补百十元，也就差不多了。

这样一来，我的手头就有了一小笔结余款。烟不能不抽，每月买三斤6角一斤的“小兰花”，要不，给报刊写稿时文思晦涩，不知所云。再有结余，我就拿来买书。那时的书价不像现在贵，500页精装的《简明语文知识辞典》才两块五，就这，我买的时候还曾倒吸了一口冷气：妈呀，抵得上13·888不尽斤的白面了！但我还是买下了。唉，谁让咱穷，得靠文化来致富呢？

也许您觉得我既然写稿，也能赚几个小钱儿吧。那您可就猜错了。“文革”时投稿是没有稿费的，就这你也得小心翼翼，一旦哪句话犯了忌，抓你个“现行”，轻则住几天“学习班”；重则被“打翻在地”，再“踏上一万只脚”叫你“永世不得翻身”！

我那时是工人，8小时外有的是读书写作的时间。原有的几本小说在“文革”一起，为了表示自己对破“四旧”的忠诚就一把火烧了。本以为我的“革命”行动会博得“革命组织”的青睐，吸收我为“革命群众”，不料我还是“狗崽子”一个，因为我的继父是国民党党员，鉴于我的“革命行动”，不“专”我的“政”，就够便宜了，还想“混入革命队伍”？做梦！

造反派不要，保皇派不敢要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逍遥派”。

到这时，我后悔死自己的烧书行动了，早知道烧了它们自己还“天不收，地不留”的话，我就不烧了。但后悔又有什么用？再设法买呗。

可说买并不容易，一是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容许，二是新华书店除了“雄文四卷”“红宝书”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外，其它的书早被封存了。后来，有了一套改版后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允许卖，每本三四角钱，我断断续续买了几本，愣是没凑成套。272页的“红宝书”我早背得滚瓜烂熟，“雄文四卷”也大多读过了，生吞活剥一通，只好放手，谁让自己水平低呢？

我年青的时候就养成个坏毛病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必须看书。这书一没得读，自己就“惶惶如丧家之犬”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偶尔我从自己的书箧里发现了一套残缺的《左传》，说它残缺，是指有缺页，边缘破损，但基本还不影响读。我如获至宝，很庆幸当时烧书的时候让它漏了网。但《左传》当时属“封、资、修”的读物，我不敢明目张胆地对着人读，于是，每天下班后草草吃完饭，一头扎进自己的里屋读了起来。我的古汉语知识，就是读《左传》读下的。

回到家的读物算有了，公开的，比如我那时候常年外出施工，每天在火车上，工地休息的空挡总不能捧一本《左传》吧。那时候有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允许看的，那就是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《西沙儿女》。但饺子好吃，吃得多了也腻，总想换换胃口。

有一次突发奇想：我要是能病得住几天医院该多好，躺在病床上，不用上班，不用避着人——医护人员都是知识分子，想来不会揭发我——读《左传》，那该多好！我这人忒蒙上帝眷顾，“心想事成”，一场急性阑尾炎如“期”而至。凌晨两点下手术台，早上8点大夫查房时，见我正面向墙躺着看书，就惊讶地问：“你不疼吗，还有心情看书？”我说不看书他也疼，看书他也疼，相等的疼，也许看上书一分散注意力还可疼点儿。

书噢，你不仅是我精神的食物，你还是我止疼的良药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民间悄然兴起了“手抄本”。我的那本“狗爬字”的《第二次握手》就是那时抄的。为了能公然拿出去，我把《毛选》的红色活塑料皮儿套在自己的手抄本上，每当坐车、工间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看。这样做虽说对伟大领袖不恭，但也只能如此。有时，工友们见我读得津津有味，凑过来想看看我在读什么，我就赶快把书合上说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是我记下得读书笔记！”有个别较真的工友非要看时，我就递给他，反正自己那一笔“道士符”似地字让他看不了五分钟保险晕。

漫长的十年终于过去了，母亲去世，奶奶去世，我的工资也接二连三地涨，工作也由工人变为教师。更值得高兴的是一些文革封存的书籍纷纷再版。记得《辞源》第一卷重新出版时我就花了5·4抢到手里一本。那天晚上，我抚摸着硬皮的16开《辞海》封面上的烫金字怎么也睡不着，后来陆陆续续花了31块多凑齐了四卷本的一套。有一次，我和儿女们说起我藏书来，不无得意地说：“瞧瞧，现在一套四卷本的《辞源》400多，我的《辞源》才30多块，老夫有眼光吧？”儿女们倒没说什么，一旁的小孙子却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：“爷爷，您吃亏了！”见我不解，他又说：“我们现在从网上查，一分也不花。”这灰孙子，老夫刚吹了点儿小牛，他竟敢“撅”老夫的“号头嘴子”！

是的，如今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，纸质书渐渐淡出年青人的生活，但我依然视它们为宝。乘车途中一卷在手，既可打发枯燥，又可获取知识；查阅某些资料，即便电脑不在手头，也尽可从藏书中找，不受时间的限制，毋须担心停电，书啊，既是我的良师益友，又是我的终身伴侣！

培根说过：“读书可供消遣，可供装饰，也可以增长才干。”（见《论读书》）前苏联的邦达列夫说过：“几乎在每个人的命运中，书上的语言都起过无可比拟的作用，谁要是没有被一本好书俘虏过，那将是最大的遗憾。”（见《书籍》）我读书不是为了装饰，一来做了教书匠得凑够“一桶水”，二来习惯使然。我也的确被好书俘虏过，而且不止一本。看来，我死而无憾了吧。

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死呢？不知道！为了知道，那就继续读下去吧，也许哪一天能碰到一本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死的书，我不就找到答案了吗？为了死得明白，我还是继续读下去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