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二哥

我家二哥

（散文）

英才中学  银建基

之所以把题目定为《我家二哥》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他在我们王家——我虽然早在王家兄弟行列里被一边“稍息”了，但我的血管里，还流淌着王家的血——兄弟里行二，即便我找回到王家，我是老三，也不影响他行二的地位；另外，不管我妻子嫁我的时候我算独子，如今横空多出两个哥哥来，愿不愿意，她也得承认，这二哥也是她的二哥。

二哥不是从小和我一块儿玩儿大的二哥，是我找下的个二哥！请您别误会，我们是亲兄弟，只因我们的爹妈“转业”的早，在舅舅精心地安排下，我被安排给一家姓聂的忻州家充儿子，二哥留在了他的身边，继续当外甥——其实也和小长工强不到哪里。有事实为证：我的表哥、表姐都读了书，参加了工作；我二哥却连小学本科都没毕业。他只上过“家庭大学屋里系”，还兼修放牛羊的专业！

我没有要调侃舅舅的意思，俗话说：“半大小子，吃塌老子。”毕竟一个穷家庭里，突然添两张只会吃，不会做的嘴，那年头，搁谁身上也受不了。

1977年，我被太原铁路分局工会借调去编一本职工业余诗歌集子。临近年关，科长让我出差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办事。公事毕后，我假公济私，借机寻亲（寻亲过程我在自传体小说《老三的家事》已说过），知道了二哥的下落。

我见二哥的第一面是在1997年的春节后不几天。

那天我一下汽车，有两个男人从一个豁口出来迎接我。表姐夫王芝向我介绍说：“这个矮个儿的是你大哥，高个儿的是你二哥。”

大哥还说了句“来了”的问候话，二哥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眯眯地接过我手中的包。

不怕您笑话，第一次见兄长侄儿男女，本该带点儿礼物，但我手中的包，只是我的洗漱用具。我当年只挣40.38元，养活着聂家的奶奶，银家的养母，自家的妻子、女儿、儿子，连我六口人。穷得过年都换不起衣服，根本没钱给二位兄长买什么礼物。再加上，我担心来看他们的事，被养母知道后伤心，谎称去太原朋友家参加婚礼，给她来个“南辕北辙”，带着儿子来的土贵乌拉。

二哥的家相当简陋，只有两间大。一进门东面一间是地，西面一间是火炕。地与炕之间的上方，是一根歪歪扭扭的大梁，就我这177厘米的身高走到下面，不低头就会撞上。

比我早几天来的大哥，带着我的大嫂和二侄儿伟利，侄女儿娥子。二哥自己当时有两个孩子：侄儿建军，大侄女建云。二侄女儿龙娥当时还在二嫂肚子里，三侄女儿三亲，更是几年后才出生的。

二哥颇有内蒙人的豪气，别看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，但为了兄和弟的到来，竟然杀了一头180多斤重的猪招待我们。

二哥一家四口人本来就不少了，一下子添了哥嫂四口，我们两口，还有我舅舅7口人，不说花多少钱，光一日三餐操持，就够二嫂这个孕妇戗的。当时二嫂已经怀孕8个来月了，每天挺着大肚子给十几口人弄吃喝。我很过意不去，但二嫂却乐呵呵地对来看我们的村民们说：“谁说我们王家没有人？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？”

第一次去看二哥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喝酒。我们在的那一礼拜，弟兄仨连我舅舅，每天喝十斤的塑料桶一桶酒。

每天，9点来钟开饭，吃得当间，不管来者是不是亲戚，都会脱鞋上炕，和我们吃喝一通。酒饱饭足后，连个“谢”字都不说，下地穿鞋走人。

就因为这样，我们一顿饭，常常要吃到下午4点来钟。二哥二嫂，是厚道人，从不说什么。一副内蒙家大气的样子。这事要搁在忻州家身上，吃的人也不吃，留的人也不留。

我第二次去土贵乌拉看二哥二嫂时是个冬天。这一次我是带着女儿银燕去的。二哥开着拖拉机，到离他们小河子村还有十几里的长途汽车停车点去接我们。

那是个贼冷贼冷的天气，冷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，把他驾驶的铁牛—55的烟囱也刮断后，打碎了前挡风玻璃。

二哥怕我女儿冷，把自己的皮袄脱下来盖到他侄女的身上。没到过内蒙的人，是体会不到内蒙冬天的严寒的。我当时穿着皮大衣还冻得直打哆嗦，二哥脱掉皮袄的感觉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但二哥就这么个人。他关心人绝不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式的关心，而是不显山不露水。

比如我那次在他家住三四天的时候。头天晚上，兄弟俩闲聊时，我问他什么是“烧麦”，他告诉了我烧麦是怎么回事儿，也就算交卷了。聊天么，原本说过的话，事后自然就该“化”了。谁知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张罗着做烧麦。

我的日子一直很拮据，每次路过大同，看到烧麦馆门前排着长队等待吃烧麦的人群时，心里总会暗想：什么时候，自己也能往队伍里站一回啊。可是，那时一斤烧麦的要价5块，相当于我八分之一月的工资。每月40.38的工资，养活6口人，每人平均6.73元，拿5元将近一个人一月的伙食费，去吃未必能吃饱的一斤烧麦？除非我得了“失心疯”！

当热气氤氲的烧麦端到我面前时，我十分激动——不是因为我终于吃到了烧麦，而是因为我的一句无意识的话，二哥竟然记在了心上！

二哥的人长得粗夯，有时做事也很“楞”。就是这次看他时候，他的一件举动，让我很不以为然。

有一天早晨我们都起床后，二哥跳到炕上叠被子。那时二侄女儿龙娥大概只有两三岁。大清早，孩子还睡的香的时候，他竟然两手拽着褥子，嘴里一边说：“起床了，起床了”，一边就把小家伙给倒到漆布上了！

我们侄女大概每天都会被她爹“倒”一回罢，竟然不哭，揉着双眼坐了起来。

我每次去他家，他和二嫂总会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给我做饭吃。莜面窝、山鱼子、炸糕、山药蛋猪肉粉条烩菜，每一样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

有一次吃炸糕，他给我们端上来一碗绵白糖。不知是哪个孩子不小心碰翻了。那年头绵白糖是稀罕东西，给了我，收起来照吃就是了。他却用笤帚扫的倒掉了。说是“脏了”！我看他是“穷大气”！

还是那次，我和女儿回山西时，他开着拖拉机往火车站送我们。到了火车站后，他掏出15元给我，我不要。尽管我当时兜里只剩一块多钱了，但我是上班挣钱的工人，怎么能要他一个农民的钱？他说：“穷家富路，你拿着吧。”然后又对我女儿说：“你们爹挣得是几个‘死’钱，不如大爷活套。”

那时候，三侄女儿三亲还没出生，他一个人养活五张嘴，就算再能干，也“活套”不在哪里，只不过，他关心我，省吃俭用，从牙缝儿里“抠”给我罢了。

二哥的“主观独裁”，也让我领教了中国传统男人的唯我独尊。我没和他在一起生活过，但从二嫂的嘴里，感受了他的这一点。有一次，二嫂对我说：“你二哥太独裁了，做事从不和我说。有时候他去北京看建军，也不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好给孩子拿点儿什么。老是他人已经到北京了，建军才急得给我打电话说‘我们爹来了北京了’我才知道！”

这话，我信！就拿2014年他来看我时说吧。

2014年6月18号那天，我上网看到了建军给我发的QQ信息，说他爹最近在“自由行”，很可能最近几天会到我这里来。我估计他还得四五天。

不料20号的上午，儿子就打过电话来说“我二大爷在我门市上”。二哥就这么个人，他随身带的电话，就是不给你说，搞突然袭击。当天晚上，我陪他在女儿家住了一夜。女儿问他愿不愿意就住在她那里。二哥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他住哪，我住哪。”

我当时还没放暑假，还得在学校住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带他住我办公室。

他这个人的“主观独裁”，可真到家了。记得2003年暑假时，他来看我。他先通知远在巴盟的大哥大嫂也一起来。他是从北京建军那儿过来的，没和二嫂同行。到原平后，又打电话把二嫂也“提溜”来。我很奇怪，怎么大哥大嫂，二嫂都得对他言听计从。后来，我知道了，连我这个“拗相公”在他面前，也得甘拜下风！

他们来齐后，我租了台面包车，带他们上五台山兜了一圈，顺道还去代县杨家祠堂看了看。本打算中间休息一天，再带他们去太原晋祠玩玩儿。谁知二哥就是不去，第二天就拉着大哥大嫂和他俩口子回了内蒙。

这次我有工作在身，不可能带他出去游玩，就想：那就想着法子给他吃吧。学校的伙食，是不能拿来待客的。在他呆的那几天，我每顿饭，换一个饭店。我们学校周围没饭店，所以每吃一顿饭，他都得走好远的路。

不知是他走累了，还是他的“主观主独裁”又上身了，23号那天，他告我建军已经给他网上订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，他今晚要走！

这老爷子，你早说，我绝对会告诉建军“别理他”，再让他住几天。一切都安顿好了，他才给你说！

去年暑假我去巴盟看望大哥大嫂时，说起我二哥，大嫂说：“他二叔就那人，来我们这儿也是。头天晚上他还什么也不说，第二天一早却收拾东西要走，留也留不住。”

我最近一次见二哥的时间，是从巴盟返回的途中。

当时正赶上他的生日，我让儿子带上孙子，开车来集宁一起为他庆生。

这次小住，我也学他的政策：“他住哪，我住哪。”白天，他到照相馆看摊，我和他一道去摊上；晚上，他回家住，我也和他同睡一张床。

在这中间，我仅知道他吩咐我侄儿建军给我买一袋内蒙莜面。我知道二哥是个没有退休费的老农民，没有收入，我真不忍心让他花钱。不过一小袋莜面，我还是愿意接受的。毕竟在原平吃不到地道的内蒙莜面。

不料我们返回原平时，儿子竟然从他车的后备箱里，搬出一大堆东西来！油、莜面、酒、奶茶，甚至连孩子们的小食品都有一大包。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装到儿子车上的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！这些东西足足得花千元以上！这个二哥！

我知道这钱肯定是建军花的！我们侄儿也是，你爹独裁主义发作，你就言听计从？看来，建军也随了他爹了：主观独裁，王家后继有人啊！

二哥是我从人海中寻找回来的二哥。但他没有因为兄弟离别几十年就和我生分。他关心我却不溢于言表，而是默默地去做。二嫂也大有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”的风度。我离开时，她遗憾地说：“我还没给你们做山鱼子吃呐，你就要走？”

唉，假如真有来生，我还愿意和他俩口子做弟兄——只不过真有那事儿，我可就要抢着做兄长了，因为，他不知道，我在我家和他一样，也是我说了算，我想用他们关心我的方式，让二哥这个独裁者，也享受一下被人独裁的滋味！